「七七憲章」運動[1]的主要推手，率領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發動「天鵝絨革命」(the Velvet Revolution)、通過非暴力手段推翻共產黨統治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於2011年12月18日辭世，享壽75歲。
Figure 1. Václav Havel (5 October 1936 – 18 December 2011)
舞台工作人員、劇場導演出身的哈維爾，以他的話劇和散文聞名於世，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經寫過詩。在這份報告中，我想要從哈維爾二十多歲時創作的圖像詩集《反符碼》(Antikódy)出發，透過跨領域的聯想，試圖剖析及詮釋其作品當中對於當時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會現實與意識型態的批判，並藉此緬懷這位「哲人政治家」的歷史思辨、政治理想和人道情懷。
一、具體詩
1910到1920年代之間，藝術家開使對於語言在視覺上的實體性(visual materiality)產生關注，未來主義的Marinetti[2]和達達主義的Tristan Tzara[3]、Kurt Schwitters等人，皆在自己的作品中嘗試印刷與排字的實驗。即使隨後的超現實主義洪流強調心智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遠勝於語言的物質性，但在1960年代初期，西歐的先鋒詩界(avant-garde poetry)再度發展出一個新的現象—即所謂的具體詩(concrete poetry)，或者稱為印刷詩(typographical poetry)。代表此藝術傾向的詩人，針對二十世紀政治界和商業界任意使用高尚的語言達到低劣的目的而造成的語言空洞化提出針砭，他們想要突破這空虛的外殼，創造新的、還有能力真實地表達世界的藝術語言。
Figure 2. Die Scheuche, Kurt Schwitters, Käte Steinitz, Theo von Doesenburg, 1925
不相信一般語言的詩人作了各種試驗，包括全然放棄辭彙原本的意義及內涵，把完整的句子拆解成單獨的字，抑或將字剖開成一個一個的字母，再於紙面上自由地結合，而最普遍的形式則是用字母創造各種圖案。這種試驗的目的是解放出語言最深層的，尚未遭扭曲的本義，重新恢復語言和世界的真實關係。具體詩雖然主要是透過眼睛閱讀的，但因為其媒介仍是語言、其工具是打字機，是故它不等於畫，而是作為藝術的文學作品。具體詩豐富了現代詩表達語言的能力，一方面使讀者反省語言的侷限性，另一方面打開一些過去發現過的語言潛在力。
二、哈維爾的圖像詩
在全球的藝術界急欲脫離原有的形式結構之際，我們可見世界逐漸接受既有形式的消解，而哈維爾亦在六〇年代的布拉格之春前後，完成了他對圖像詩的探索。西方具體詩「反叛」的姿態大於一切，對於約定俗成、既有模式的反動產生出具有無限性、無常性及隨意性的新形式。哈維爾的圖像詩相較於西方具體詩，則呈現了有意識的操控與鮮明的現實意識，這個大方向和他的思想基礎，使得他的詩和國際上其他實驗派詩人具有人工美感取向的作品有所不同。
哈維爾的詩集取名為《反符碼》，本身就暗含了反制式、反規範、反單一、反無個性的多重意旨[4]。他力「反」的對象是當時捷克斯洛伐克到處能碰到的共產黨宣傳用的陳腐套語和蘇聯的意識型態對於政治語言的專制性。這批作品著重個人/集體、自由/威權之間的角力，藉由語言的剖析和由字及字母建構的圖形，揭露政治口號虛偽的本質和表面上高尚的語彙與現實狀況的矛盾，以此間接地批判共產黨制度帶來的荒誕景況。以下試由哈維爾圖像詩的形式及內容解開他的美學與思維。
Figure 3.
哈維爾曾在《來自遠方的拷問》這本訪談式的自傳中說道：「我一直反對過份固定的辭彙──它們早已失去意義。也反對空洞的意識型態術語和咒語。」在圖三[5]這件作品中，哈維爾以共產黨最喜歡的口號「前進！」(Vpřed)組合成一個封閉的、沒有前後的圓圈。在蘇聯極權主義之下，意識型態和口號有一種迷惑人的特質，「前進！」這類的口號對西方的左派人士起著催眠作用，使他們樂於相信蘇聯的意識型態是美好的。然而，哈維爾通過這首詩讓讀者體會到：共產黨一直以建立一個公正、平等、沒有剝削和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為目標，但現實上共產主義並未實踐這些美麗的口號，也沒有滿足人民在物質上或思想上「前進」的需求。因此，在那個社會脈絡底下，言語沒有意義，或者說與一般公認的意義不同，抑或者說僅是一些「環繞的帷幕」，在它們的後面，現實已經消失。相似的政治嘲諷也出現在其它作品當中，例如在圖四的〈模式〉(Předloha)一詩中，哈維爾就好幾次重複同樣的詞成句子，諷刺共產黨官員常講的此類打著官腔的廢話。
Figure 4.
Figure 5.
在上方這首詩中，二十幾行整齊劃一的「讓每個人走自己的路！」不正暗示了每個人其實都沒有自己的路可以走？沙特(Jean-Paul Sartre)在《存在與虛無》(Being and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Phenomenological Ontology)一書中提到：「價值，就是自我，因為它糾纏著自為的核心。」[6]人具有尊嚴，不同於世界其他的存在，是因為人能夠自我選擇、自我決定、「走自己的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的價值，而就如同人的存在無法界定一般，人的價值也是一種在創造中的意義。但是共產主義卻主張在道德上，個人的行為必需為社群或國家謀福利，所以詩中唯一走歪了的一行遭到用力塗掉，恰恰說明了在當時的歷史脈絡底下，人無法創造自己、選擇自己，而註定變成不是作為意識而存在的人。另一首詩(圖六)中，哈維爾以「自由」(Svoboda)框限出一座囚牢，以圖像排列顛覆了「自由」冠冕堂皇的意義，我想他必然是對當時的社會現實充斥著絕望與悲痛，那無疑就是沙特稱之為「人所被拋棄在其中」的世界、卡謬(Albert Camus)所謂的「荒謬」的世界、卡夫卡(Franz Kafka)眼中的「陌生」的世界吧。
Figure 6.
哈維爾也曾書寫過一系列稱為「異化」(Odcizení)的圖像作品(圖七—圖十)。在馬克思(Karl Marx)的概念當中，所謂異化，就是獲得自主意識的人，由於分工等社會關係的制約，其自主意願與生產活動等外在事實發生衝突，即人受到不由自主的外在社會關係、社會力量的壓迫。馬克思認為：「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動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他的生命活動是有意識的。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由於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也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是對象。」[7]簡而言之，人因具有反思與自主能力而存在，但諷刺的是，蘇聯共產黨雖然標榜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卻在政治上剝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性質、背離了人與人相互依存的社會性本質，以荒誕的意識型態造成人的異化。這批完成於布拉格之春時，質疑蘇軍入侵佔領事件的圖像詩，正可看出哈維爾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如何被迫踐踏了自己的道德準則。當一個人被共產黨逼迫在請願書上簽名，反對持異議者時，他知道自己在撒謊，並參與了反對一個誠實的人的活動。就是這種道德上的背叛，使得他成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臣民，意即一個人在政治上的存在竟是建立在道德破產之上。難怪哈維爾認為「人」(Člověk)、「自我」(Já)會因此而異化，原本自然和諧的自己被迫疏離，甚至對立。
Figure 7. Figure 8.
Figure 9. Figure 10.
哈維爾在另外兩件圖像詩作品(圖十一、圖十二)當中，分別將「生活」(Život)和「人」釘上了十字架，這讓我聯想到同樣來自捷克的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這部同樣以布拉格之春為故事背景的作品，探討的是「存在」這個形而上的終極命題，而書中的其中一個主題是思考在媚俗(Kitsch)的環境之下，人的存在境況會是如何。昆德拉對媚俗的解釋是「它指不擇手段去討好大多數的心態和做法。既然想要討好，當然得確認大家喜歡聽甚麼，然後再把自己放到這個既定的模式思潮中。媚俗就是把這種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麗的語言和情感把他喬裝打扮。」[8]和哈維爾一樣，昆德拉對共產極權國家中的政治媚俗現象感受深切，「把一個左派造就成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糅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媚俗中去。」[9]政治媚俗使昆德拉最不滿的，是它粉飾社會問題，隱藏社會的醜惡，他沉重地說道：「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裡，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消或限制，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凡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種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現自己置身於媚俗的極權統治王國。」[10]由此可知意識型態對人民的宰制是很全面的，人為了要適應社會和與別人相處，不被排斥，媚俗在所難免地必然影響人類存有的境況。以此為情境，昆德拉比附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永劫回歸」(eternal recurrence)思想。尼采認為，我們的世界是永劫回歸的，世上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會循環不息地永恆重複，有朝一日，我們的生活會按照我們經歷過的方式再現。要是世界真的如此，我們便會向耶穌一樣，被釘在「永恆的十字架」上，無法承受之重擔將會沉沉的壓在每一個人身上。在昆德拉和哈維爾生存的共產主義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媚俗使得人民的生命永遠只會從「無」循環回到「無」，因此儘管生活無意義、生命輕如鴻毛，但生活裡的漫無目標與道德破產卻是人們得持續忍受、隨波逐流的。這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沉重到了哈維爾的筆下，成了下方的兩件圖像詩，我覺得「生活」和「人」的終結，正嘲諷了媚俗造成的生活的失落及自我、價值的扭曲。
Figure 11. Figure 12.
三、反省與思考
對哈維爾詩集《反符碼》的思考，讓我看到「圖像詩」作為一種文學與藝術的形式，其文字與圖像如何對人、政治、現實和自由做出反省。不同於台灣現代詩派的圖像詩，哈維爾鮮少模擬具象的事物，而是多以抽象幾何，顯示強烈的寓意和表達反叛的意圖。雖然哈維爾自己說這本詩集相對於他的劇本，是屬於邊緣性的作品，但就如我們可見的，這些圖像詩每一首其實都像一齣短劇，當中被拉長或斷裂的詞句、以靜態作動態模擬的畫面，都使得詩作本身的視覺效果超越文字的限制，指涉到更深刻的藝術、現實經驗，和對社會政治的批評。
事實上，我認為哈維爾起草《七七憲章》、發動「天鵝絨革命」的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風骨及反叛，其實就與圖像詩的發展具有相似性。兩者都是針對社會上已經僵化、呆板、壓抑的價值觀進行批判，試圖建立起一種更開放的思想風格、藝術風格。法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藉由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認為舊社會建構的符號秩序已經瓦解，強調去中心、去歷史、多元論、不確定性、變化、邊緣化、差異、語言遊戲等特徵，構成後現代社會的景象，我覺得這種精神就是早期圖像詩的精神，同時也是哈維爾的思想中，那種挑戰和質疑秩序、權威的精神。
哈維爾在約一個月之前辭世，我因而通過這份報告的撰寫，懷想這個兼具詩人、劇作家、異議份子和捷克前總統等多重身份的靈魂。誠如他自己所言：「政治家有責任喚醒這酣睡中的或是不知所措的潛在意識，賦予它生命，指引一個方向，打開一條通路，鼓勵它，給他一個空間，或者是給它希望。」哈維爾讓我明白，無論在藝術上或者生活上，只要是自己所信仰的，就不應該畏於發聲，因為逃避或退讓只會讓政治的意識型態更加猖狂，唯有熱血和實踐才能夠撼動世界。
參考文獻
Jean 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4.
Martin J. Matuštík, “Havel and Habermas on Identity and Revolution.” Praxis International 10 (1990): 261-77.
Octavio Paz, “Poetry and Modernity.”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Utah: Tanner Humanities Center, 1989.
J．沙特，《存在與虛無》，陳宣良譯，貓頭鷹出版社，2000。
K．馬克思、F．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5。
M．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韓少公、韓剛譯，時報出版社，1988。
V．哈維爾，《反符碼》，貝嶺、羅然譯，唐山出版社，2002。
V．哈維爾，《無權力者的權利》，貝嶺編，崔衛平等譯，傾向出版社，2004。
孟樊、鄭祥福編，《後現代學科與理論》，生智出版社，1997。
[1] 《七七憲章》(Charta 77)是捷克斯洛伐克反體制運動的象徵性文件，於1977年公佈。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還是共黨專制的國家，以劇作家哈維爾為首的一群知識分子提出《七七憲章》人權宣言，要求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中保障人權、言論及思想自由的條款，「讓不同信仰、職業背景的人形成一個自由、非正式的開放社群，以爭取捷克斯洛伐克國家內或世界範圍的基本人權」。
[8] 米蘭•昆德拉著，韓少公、韓剛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台北：時報出版社，1988年)，頁380。此段文字乃摘自昆德拉於1985年5月獲耶路撒冷文學獎時發表的講詞。講詞全譯稿收錄於中譯本書後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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